熹疾病益侵，气痞足弱，不能屈伸。屏居无事，尚能读书，而以病故，不能俯伏几案。所幸犹有一二朋友早晚讲论，少足为慰耳。引年告老，昨以乡闾横议，官吏过忧，久不得上，至烦台评播告，后乃得之。尸居馀气，何足为世重轻？而每烦当路注意如此，既以自叹，又自笑也。《二陆祠记》甚佳，此题目本不好做，想亦只得且如此说过耳。幕中无事，尽可读书，不知比来作何功夫？因书幸略及之也。《武成》错简，寻常如何读？韩退之《与大颠书》，欧苏之论孰当？因风幸及之。

今按，杭本不知何人所注，疑袁自书也。更以跋尾参之，其记欧公之语不谬矣。而东坡《杂说》乃云：「韩退之喜大颠如喜澄观、文畅意，非信佛法也。而或者妄撰退之与大颠书，其词凡鄙，虽退之家奴仆亦无此语。今一士人又于其末妄题云『欧阳永叔谓此文非退之不能作』，又诬永叔矣」。苏公此语，盖但见集注之出于或人，而未见跋尾之为欧公亲笔也。二公皆号一代文宗，而其去取不同如此，览者不能无惑。然方氏尽载欧语而略不及苏说，其意可见。至吕伯恭，乃于《文鉴》特著苏说，以备乙览，则其同异之间，又益后人之惑矣。以余考之，所传三书，最后一篇实有不成文理处。但深味其间语意一二，文势抑扬，则恐欧、袁、方意诚不为过。但意或是旧本亡逸，僧徒所记不真，致有脱误。欧公特观其大概，故但取其所可取而未暇及其所可疑。苏公乃觉其所可疑，然亦不能察其为误，而直斥以为凡鄙。所以其论虽各有以，而皆未能无所未尽也。若乃后之君子，则又往往不能究其本根，其附欧说者既未必深知其所以为可信，其主苏氏者亦未必果以其说为然也。徒幸其言可为韩公解纷，若有补于世教，故特表而出之耳。皆非可与言实事而求是者也。至如方氏，虽附欧说，然亦未免曲为韩讳。殊不知其言既曰：「久闻道德，侧承道高」，又曰：「所示广大深迥，非造次可谕」，又曰：「论甚宏博」，安得谓初无崇信其说之意耶？韩公之事，余于答孟简书已论其详矣，故不复论。特从方本载此三书于别集，并录欧公二语而附苏说、方说于其后，且为全载书文于此，而考其同异，订其谬误如左方。以为读者以此观之，则其决为韩公之文而非它人之所能作无疑矣。

愈启：孟夏渐热，惟道体和安。愈弊劣无谓，坐事贬官。到此久闻道德，窃思见颜。缘昨来未获参谒，傥能暂垂见过，实为至幸。已帖县令具人船奉迎，日久伫瞻。不宣。某白。

愈启：海上穷处，无与话言。侧承道高，思获披接，专辄有此咨屈。傥惠能降谕（「惠」字疑衍，或下有「然」字而并在「能」字之下。），非所敢望也。至此一二日，却归高居，亦无不可。旦夕渴望，不宣。某白。

愈启：惠匀至，辱答问，珍悚无已。所示广大深迥，非造次可谕。《易》大传曰：「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」，然则圣人之意，其终不可得而见耶？如此而论，读来一百遍（「一」字疑衍。苏氏所谓凡鄙，盖指此等处耳。），不如亲颜色，随问而对之易了。此旬来晴明，旦夕不甚热，傥能乘闲一访，幸甚。旦夕驰望。

愈闻道无凝滞，行止系缚，苟非所恋著，则山林闲寂与城郭无易。大颠师论甚宏博，而必守山林，义不至城郭，自激修行，独立空旷无累之地者，非通道也。劳于一水，安于所识，道固如是（「识」疑当作「适」，犹言便也。「虽适之安」之语，用字略同。言一水虽劳，而既来则当随其所便，无处不安也。道固如是，即所以结上文「道无凝滞」之意也。）。不宣。某顿首。

余五书出未逾月，客有踵门而谓曰：「仆粗闻大道，适视若《广原教》可谓涉道之深矣，《劝书》者盖其警世之渐也。大凡学者必先浅而后深，欲其不烦而易就也。若今先《广教》而后《劝书》，仆不识其何谓也」。曰：「此吾无他义例，第以兹《原教》、《广原教》相因而作，故以其相次而列之耳」。客曰：「仆固欲公擢《劝书》于前，而排《广教》于后，使夫观之者先后有序，沿浅而及奥，不亦善乎」？余然之矣，而客又请之曰：「若五书虽各有其目也，未若统而名之，俾其流百世而不相离，不亦益善乎」？余从而谢其客曰：「今夫󲦤绅先生厌吾道者殷矣，而子独好以助之，子可谓笃道而公于为善矣」。即为其命工移易乎二说，增为三帙，总五书而名之曰《辅教编》。

潜子为《劝书》，或曰：「何以劝乎」？曰：「劝夫君子者自信其心，然后事其名为然也。古之圣人有曰佛者，先得乎人心之至正者，乃欲推此与天下同之；而天下学者反不能自信其心之然，遂毅然相与排佛之说以务其名，吾尝为其悲之。夫人生名孰诚于心？今忽其诚说而徇乎区区之名，惑亦甚矣。夫心也者，圣人道义之本也；名也者，圣人劝善之权也。务其权而其本不审，其为善果善乎？其为道义果义乎？今学者以适义为理，以行义为道，此但外事中节之道理也，未预乎圣人之大道也、大理也。夫大理也者，固常道之主也。凡物不自其主而为，为之果当乎？汉人有号牟子者，尝著书以谕佛道，曰：『道之为物也，居家可以事亲，宰国可以治民，独立可以治身，履而行之则充乎天地』。此盖言乎世道者资佛道而为其根本者也。夫君子治世之书，颇尝知其心之然乎？知之而茍排之，是乃自欺其心也。然此不直人心之然也，天地之心亦然，鬼神异类之心皆然，而天地鬼神益不可以此而欺之也。然此虽概见百家之书，而百家者未始尽之，佛乃穷深极微以究乎死生之变，以通乎神明之往来，乃至于大妙。故世俗以其法事于天地而天地应之，以其书要于鬼神而鬼神顺之。至乎四海之人以其说而舍恶从善者，不待爵赏之劝，斐然趋以自化。此无他也，盖推其大诚与天地万物同，而天人鬼神自然相感而然也」。曰：「此吾知之矣，姑从吾名教乃尔也」。曰：「夫欲其名劝之，但诚于为善，则为圣人之徒固已至矣，何必资斥佛乃贤邪？今有人，日为善物于此，为之既专，及寝则梦其所为，宛然当尔，则其人以名梦乎？以魂梦邪？是必以魂而梦之也。如此，则善恶常与心相亲，柰何徒以名夸世俗而不顾其心魄乎！君子自重轻果如何哉！昔韩子以佛法独盛，而恶时俗奉之不以其方，虽以书抑之，至其道本，而韩亦颇推之。故其《送高闲序》曰：『今闲师浮图氏，一死生，解外胶，是其心必泊然无于所起，其于世必澹然无于所嗜』。称乎大颠，则曰『颇聪明，识道理』，又曰『实能外形骸，以理自胜，不为事物侵乱』。韩氏之心，于佛亦有所善乎。而大颠禅书亦谓韩子尝相问其法，此必然也。逮其为《绛州刺史马府君行状》，乃曰：『司徒公之薨也，刺臂出血，书佛经千馀言，期以报德』。又曰：『其居丧有过人行』。又曰：『掇其大者为行状，托立言之君子而图其不朽焉』。是岂尽非乎为佛之事者邪？韩子贤人也，临事制变，当自有权道。方其让老氏，则曰：『其见小也，坐井观天曰天小者，非天罪也』。又曰：『圣人无常师。苌弘、师襄、老聃、郯子之徒，其贤不及孔子，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』。是亦谓孔子而师老聃也，与夫《曾子问》，司马迁所谓孔子问礼于老聃类也。然老子固薄礼者也，岂专言礼乎？是亦在其道也。验太史公之书，则孔子闻道于老子详矣。昔孟子故摈夫为杨、墨者，而韩子则与墨，曰：『孔子必用墨子，墨子必用孔子，不相用不足为孔、墨』。儒者不尚说乎死生鬼神之事，而韩子《原鬼》称乎罗池柳子厚之神奇而不疑。韩子何尝胶于一端而不自通邪？韩谓圣贤也，岂其是非不定而言之反覆，盖鉴在其心，抑之扬之，或时而然也。后世当求之韩心，不必随其语也」。曰：「吾于吾儒之书，见其心亦久矣，及见李氏《复性》之说，益自发明，无取于佛也」。曰：「止渴不必柬井而饮，充饥不必择庖而食。得子审其心，为善不乱可也，岂抑人必从于我？不然也。他书虽见乎性命之说，大较恐亦有所未尽者也。吾视本朝所撰《高僧传》，谓李习之尝闻法于道人惟俨。及取李之书详之，其微旨诚若得于佛经，但其文字与援引为异耳。然佛亦稍资诸君之发明乎」。曰：「虽然，子盍尽子之道欤」？曰：「于此，吾且欲诸君之易晓耳，遽尽吾道，则恐世诞吾言而益不信也。勿已，幸视吾书曰《广原教》者可详也」。

韩子为赠绛州刺史马汇之行状曰：「司徒公之薨也，刺臂血书佛经千馀言，期以报德」。又曰：「其居丧有过人行」。又曰：「愈既世通家，详闻其世系事业，从少府请掇其大者为行状，托立言之君子而图其不朽焉」。马汇者，盖北平郡王、司徒马遂之长子也。司徒公之薨者，乃其在父之丧也。刺臂出血书佛经者，在韩子当辩，乃从而称之，韩子殆始识知乎佛经欤。夫父母之德，昊天罔极，而孰可报之。今曰「期以报德」，韩子其乃知佛之法有所至乎。曰「其居丧有过人行」，是亦高其能行佛之事也。曰「掇其大者以为行状，托立言之君子而图其不朽焉」者，韩子亦欲人皆劝而从事于佛乎。吾考韩子为行状时，其年已三十四五，立朝近作博士、御史矣。韩子自谓素读书著文，其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其心。至此乃善汇为佛氏之事，岂韩子既壮，精神明盛，始见道理，乃觉佛说之为至耶？其后之虽稍辩佛，将外专儒以护其名，而内终默重其道妙乎？不然，何彻至老，以道理与大颠相善之殷勤而如彼也？夫佛乃人之至本者也，其可毁乎？毁之，适足以自损，于佛何所伤也？虽然，《原道》先摈佛，何其太过，而行状推佛何其专也欤？韩子固亦不恒其德矣。

韩子《与孟简尚书书》曰：「来示云，有人传愈近少奉释氏者，传者之妄也。潮州时，有一老僧号大颠，颇聪明，识道理，实能外形骸，以理自胜，不为事物侵乱。要自以为难得，因与往来。及祭神至海上，遂造其庐。及来袁州，留衣与之别，乃人之情，非崇信其法，求福田利益也」。噫，韩子虽强为之言，务欲自掩，岂觉其言愈多而其迹愈见？韩子谓大颠实能外形骸而以理自胜，不为事物侵乱也者，韩子虽谓人情且尔，亦何免己信其法也矣。夫佛教至论乎福田利益者，正以顺理为福，得性如法，不为外物所惑为最利益也。韩子与大颠游，其预谈理论性，已厕其福田利益矣。韩子何不思以为感，乃复云云。吾少时读大颠禅师书，见其谓韩子尝问大颠曰：「云何为道」？大颠即默然，良久，韩子未及谕旨。其弟子三平者遂击其床，大颠顾谓三平何为，三平曰：「先以定动，后以智拔」。韩子即曰：「愈虽问道于师，乃在此上人处得入」。遂拜之。以斯验韩子所谓以理自胜者是也。韩子虽巧说多端，欲护其儒名，亦何以逃识者之所见笑耶？大凡事不知即已，不信即休，乌有知其道之如此，信其徒之如是，而反排其师，忍毁其法？君子处心岂当然乎？大颠者，佛之弟子也；佛者，大颠之师也。夫弟子之道，固从其师之所得也。韩子善其弟子之道，而必斥其师，犹重人子孙之义方，而轻其祖祢，孰谓韩子知礼乎？又曰：「积善积恶，殃庆各自以其类至。何有去圣人之道，舍先王之法，而从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」？此韩子未之思也。夫圣人之道，善而已矣；先王之法，治而已矣。佛以五戒劝世，岂欲其乱耶？佛以十善导人，岂欲其恶乎？《书》曰：「为善不同，同归于治」。是岂不然哉？若其教人解情妄，捐身世，修洁乎神明，此乃吾佛大圣人之大观，治其大患，以神道设教者也。其为善抑又至矣深矣，广大悉备矣，不可以世道辄较也。孔子曰：「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适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与比」。义也者理也，谓君子理当即与，不专此，不蔑彼。韩子徒见佛教之迹，不睹乎佛教圣人之所以为教之理，宜其茍排佛老也。文中子曰：「观极谠议，知佛教可以一矣」。此固韩子之不知也。又曰：「且彼佛者果何人哉？其行事类君子耶？小人耶？若君子也，必不妄加祸于守道之人；如小人也，其身已死，其鬼不灵」。云云。此乃韩子疑之之甚也。既未决其类君子小人，乌可辄便毁佛耶？其闾巷凡庸之人最为无识，欲相诟辱也，犹知先探彼所短果可骂者，乃始骂而扬之。今韩子疑佛，未辨其类君子之长、小人之短，便酷诋之，不亦暴而妄乎哉！几不若彼闾巷之人为意之审也。谓佛为大圣人犹不足以尽佛，况君子小人耶？虽古今愚鄙之人，皆知佛非可类夫君子小人，而韩子独以君子小人类佛，又况疑之而自不决乎？诚可笑也！又曰：「天地神祇，昭布森列，非可诬也，又肯令其鬼行胸臆，作威福于其间哉」？夫天地神祇诚不可诬，固如韩子之言，但其欲赖天地神祇，不令鬼作威福，此又韩子识理不至也。茍自知其所知诣理，理当斥，斥之，理不当斥，则不斥。知明则不待外助，理当则天地自顺，吾辈于事是非抑扬，特资此矣，不类韩子外引神祇以为咒矢而赖之也。《易》曰：「先天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」。天且弗违，况于人乎？况于鬼神乎？韩子之徒何尝彷佛见乎圣人之心耶？刘煦《唐书》谓韩辈抵排佛老，于道未弘，诚不私也，史臣之是非不谬也矣。

韩子议论拘且浅，不及儒之至道可辩。予始见其目曰《原道》，徐视其所谓「仁与义为定名，道与德为虚位」，考其意正以仁义人事必有，乃曰仁与义为定名；道德本无，缘仁义致尔，乃曰道与德为虚位。此说特韩子思之不精也。夫缘仁义而致道德，苟非仁义，自无道德，焉得其虚位？果有仁义，以由以足，道德岂为虚耶？道德既为虚位，是道不可原也，何必曰「原道」？《舜典》曰「敬敷五教」，盖仁义五常之谓也。韩子果专仁义，目其书曰《原教》可也，是亦韩子之不知考经也。其曰：「博爱之谓仁，行而宜之之谓义，由是而之焉之谓道，足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」。夫道德仁义四者，乃圣人立教之大端也，其先后次第有义有理，安可改易？虽道德之小者，如道谓才艺，德谓行善，亦道德处其先。彼曰仁义之道者，彼且散说，取其语便，道或次下耳，自古未始有四者连出而道德处其后也。《曲礼》曰：「道德仁义，非礼不成」。《说卦》曰：「和顺道德，而理于义」。《论语》曰：「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义」。《礼运》曰：「义者艺之分，仁之节也。协于艺，讲于仁，得之者强」。此明游于义者，乃圣人用义之深旨耳。扬子曰：「道以导之，德以得之，仁以人之，义以宜之」。老子虽儒者不取，其称儒亦曰：「道而后德，德而后仁，仁而后义，道先开通」。释曰：开通即《系辞》云「开物成务」，又曰「通天下之志」是也。由开通方得其理，故德次之；得理为善，以恩爱惠物，而仁次之；既仁且爱，必裁断合宜，而义又次之。道德仁义相因而有之，其本末义理如此。圣人为经，定其先后，盖存其大义耳。今韩子戾经，先仁义而后道德，臆说比夫开通得理，不乃颠倒僻纡无谓邪？然儒之道德，固有其小者大者焉。小者如《曲礼》别义一说道谓才艺，德为行善，在己是也。大者如《系辞》「一阴一阳之谓道。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仁者见之谓之仁，智者见之谓之智。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故君子之道鲜矣」，《说卦》曰「昔者圣人之作《易》也，将以顺性命之理。立天之道，曰阴与阳；立地之道，曰柔与刚；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」，《中庸》曰「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」是也。《系辞》以其在阴阳而妙之者为道，人则禀道以成性。仁者智者虽资道而见仁智，遂滞执乎仁智之见。百姓虽日用乎道，而茫知是道。故圣人之道显明，为昧少耳。然圣人之道岂止乎仁义而已矣。《说卦》以性命之理，即至神之理也，天地万物莫不与之。故圣人作《易》重卦，顺从此理，乃立天地人三才之道。天道资始，则有阴有阳；地道成形，则有柔有刚；人道情性，则有仁有义，乃资道而有之也。《中庸》以循率此性乃谓之道，修治此道乃谓之教。教则仁义五常也，是岂道止仁义，而仁义之先果无道乎？若《说卦》者，若《论语》者，若《曲礼》之别义者，若老子、扬子者，其所谓道德，皆此之大道也。然是道德，在《礼》则中庸也、诚明也，在《书》则《洪范》皇极也，在《诗》则「思无邪」也，在《春秋》则列圣大中之道也。孔子谓曾子曰：「参乎，吾道一以贯之」。曾子曰：「唯」。又谓子贡曰：「非也，予一以贯之」。但曾子缘弟子问之，而曾子以其弟子小子未足以尽道，故以近道者谕之，乃对之曰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」。曾子盖用《中庸》所谓「忠恕去道不远」之意也。后儒不通，便以忠恕遂为一贯，误矣。《系辞》曰：「天下之动贞夫一」。又曰：「一致而百虑」。《礼运》曰：「礼必本于太一」。《中庸》曰：「其为物不二，其生物也不测」。以此较而例诸，乌得以忠恕而辄为其一贯乎？颜渊喟叹曰：「仰之而弥高，钻之而弥坚。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。夫子循循然善诱人」。颜子正谓圣人以此一贯之道教人，循循然有其次绪，是为善进劝于人也。此明圣人唯以诚明大道开通一理为其教，元为众善百行之本。《中庸》曰：「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」。岂不然乎？于此辄三本略经，正以仁义二者曲为其道德，其于圣人之法岂不阙如？《中庸》曰：「道之不行，我知之矣，贤者过而不肖者不及」。兹谓贤智之人忽道，而所以为过也，愚不肖辈远道，而所以为不及也。韩子忘本，岂不为过乎？轻亡至道而原道，欲道之辩明，是亦惑也。《系辞》所谓仁智云者，为昧道执滞其见，致乃圣人之道衰少不备显。若韩子局仁义而为其道德者，正《系辞》所患也。夫义乃情之善者矣，于道德为次。以情，则罕有必正而不失。故《论语》曰：「大德不踰闲，小德出入可也」。又曰：「赐也过，商也不及」。又曰：「色取人而行违，居之不疑」。《表记》：「子曰：仁有三，与仁同功而异情。与仁同功，其仁未可知也；与仁同过，然后其仁可知也」。《庄子》曰：「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」。其欲偏以仁义而为可乎？然子贡、子夏为仁义之贤者，犹有过与不及，况其不如赐与商者，后世何可胜数？此乌得不究大本，与人教其以道德而正其为善乎？《中庸》曰：「道其不行矣夫」！是乃圣人悯伤其不与至道至德而教人也。或曰：韩子先仁义而次道德者，盖专人事而欲别异乎佛老虚无之道德耳。曰：昔圣人作《易》以正乎天道人事，而虚无者最为其元。苟异虚无之道，则十翼、六十四卦乃非儒者之书，伏羲、文王、孔子治《易》之九圣人亦非儒者之师宗也。孔子非儒宗师可乎？果尔，则韩子未始读《易》。《易》尤为儒之大经，不知《易》而谓圣贤之儒，吾不信也。其曰：「老子之小仁义，非毁之也，其见者小也。坐井而观天，曰天小者，非天罪也」。然老子曰：「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」。此诚不毁小仁义也，盖为道德与仁义，为治有隆杀，而其功有优劣耳。夫明此，不若以《礼运》较。孔子曰：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」。又曰：「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通而不闭，是谓大同」。是岂非大道与德为治而优乎？又曰：「今大道既隐，天下为家，各亲其亲，各子其子」。又曰：「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，由此其选也。此六君子者，未有不谨于礼者也。以著其义，以考其信，著其有过，刑仁讲让，示民有常。如有不如此者，在埶者去，众以为殃。是为小康」。是岂非仁义为治，于道德为劣乎？如此，何独老子而小仁义耶？韩子何其不自忽儒经，而辄诮老子乎？又曰：「老子所谓道德云者，去仁与义言之也，一人之私言也」。此韩子之言所以大不公也。夫老子之所言者大道也，道果私乎？所谓大道者，岂独老子之道，盖三皇五帝列圣之大道也。韩子不知，徒见老氏道家，自为其流，与儒不同，欲抑而然也。夫析老氏为之道家者，其始起于司马氏之书，而班固重之。若老子者，其实古之儒人也。在周为主藏室之史，多知乎圣人神法之事，故孔子于礼则曰「吾闻诸老聃」。是盖老子尝探三皇五帝之书，而得其大道之旨，乃自著书发明之。韩子不能揣本齐末，徒欲排之，而务取诸儒名，不亦易乎？《礼运》曰：「大道之行，与三代之英，丘未之逮也，而有志焉」。郑玄解曰：「大道谓五帝时也」。然他书多谓大道为皇道，而郑独谓五帝之时也，其意以谓虽皇与帝，其道相通故也。《五帝本纪》而黄帝当其首，然黄帝与虙牺、神农，其实三皇，而经史但为帝者，盖皇、帝与王，古亦通称耳。故郑谓五帝之时，而皇在其间矣。但黄帝乃三皇，处五帝之初，而冠乎尧舜，虽本末小异，而大道一也。《系辞》曰「黄帝、尧、舜垂衣裳而天下治」，此其然也。孔安国谓三皇之书为三坟，言大道也；五帝之书为五典，言常道也。孔颖达正其义曰：「皇优于帝，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，又大于常，故为坟也」。此谓对例耳，虽少有优劣，皆乃大道，并可常行，亦引兹《礼运》大道之行「谓五帝时」为之證。然五帝三皇之书，莫至于《易》，以《易》与《老子》较，而其道岂异乎哉？如《系辞》曰：「天下之动，正夫一者也」。而《老子》曰：「王侯得一以为天下正」。此其大略也。茍考其无思无为之理，阴阳变化之说，二书岂不皆然？班固《汉书》曰：「老氏流者，盖出史官」。又曰：「合于尧之克让、《易》之谦谦」。此之谓也。吾少闻于长者曰，老子盖承于黄帝氏者也。及见庄周，广成子曰「得吾道者上为皇，下为王」，益信老氏诚得于三皇五帝者也。此明老子之道德者，实儒三皇五帝道德仁义之根本者也，章章然，岂出于老氏一人之私说耶？必以老子为非，则《易》与《礼运》可燔矣，文王、孔子则为槌提仁义者也。夫先儒之好辩者孰与孟子？孟子之时，老子之书出百有馀年矣，而庄周复与孟氏并世。如其可排，则孟已排之矣，岂待后世之儒者辩之耶？司马迁谓老子之道约而易操，事少而功多。儒者或不然，讥其先黄老而后六经，是亦不知其意也。太史公之书，孔子即为之世家，老子即为列传，此岂尊老氏之谓耶？盖以老氏之道乃儒之本也，所以先之者，正欲尊其本耳，非茍先其人也。子长之言，微且远矣。韩子不能深思而远详之，辄居于先儒，乃曰：「周道衰，孔子没，火于秦，黄老于汉，佛于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魏、隋之间。其言道德仁义者，不入于杨，则入于墨；不入于墨，则入于老；不入于老，则入于佛。入于彼则出于此，入者主之，出者奴之，入者附之，出者污之」。呜呼，何其言之不逊也如此？其曰出入奴污，谓出于杨墨乎？出于佛老乎？佛老岂致人恶贱之如是耶？夫佛法，居家者果以诚心入道，其所出远，则成乎殊胜之贤圣；其所出近，则乃身乃心洁静慈惠，为上善人，出处闾里，则人敬之而不敢欺。是亦人间目击常所见也，安有出者奴之污之之辱耶？古者有帝王而入预佛法者，自东汉抵唐不可悉数。如唐太宗于崇福寺发愿称「皇帝菩萨戒弟子」者，玄宗务佛清净、事其熏修者，是亦佛教而出，果奴乎污耶？韩子徒以梁武为尤，而不知辱类其本朝祖宗，此岂有识虑耶？然梁武之事，吾《原教》虽顺俗稍评之，而未始剧论。如较其舍身，于俗则过，于道则德，非尔人情辄知，唯天地神明乃知之耳。故当梁武舍身之际，而地为之振，此特非常之事，而史臣不书，而后世益不识知梁天子幽胜之意也。其发志固不同庸凡之所为，未可以奴视之也。韩子既攘斥杨墨佛老如此矣，而其《师说》乃曰：「孔子以礼师老聃」。其《读墨》曰：「孔子必用墨子，墨子必用孔子，不相用不足为孔墨」。其为《绛州马府君行状》曰：「司徒公之薨也，刺臂出血，书佛经千馀言以祈报福」。又曰：「居丧有过人行」。其称大颠，序高闲，亦皆推述乎佛法也。韩子何其是非不定，前后相反之如是耶？此不唯自惑，亦乃误累后世学者矣。佛老果是，而韩子非之，后学不辨，徒见韩子大儒而其文工，乃相慕而非之；杨墨果非，而韩子是之，学辈亦相效而是之。夫以是而为非者，则坏人善心；以非而为是者，则导人学非。坏善之风，传之后世，误人之所以为心，非小事也。损刻阴德而寘增其过，不在乎身，必在其神与其子孙后世，亦可畏也。儒有附韩子者曰：孔子但学礼于老聃氏耳，非学其道也。曰：不然，礼亦道也。《乐记》曰：「大礼与天地同节」。又曰：「中正无邪，礼之质也」。《礼运》曰：「礼必本于太一」。夫中正、太一，礼之质本也；仪制上下，礼之文末也。茍圣人但学文末，而不究乎质本，何为圣人耶？唯圣人固能文质本末备知而审举之也。学者徒知《曾子问》孔子学礼于老聃之浅者耳，而不知《史记》老聃传孔子问礼之深明者也。彼韩子虽学儒之言文，岂知礼之所以然耶？其曰：「闻古之为民者四，今之为民者六；古之教者处其一，今之教者处其二。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，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，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，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」？夫所谓教者，岂与乎天地皆出，而必定其数耶？是亦圣人适时合宜而为之，以资乎治体者也。然古今迭变，时益差异，未必一教而能周其万世之宜也。昔舜当五帝之末，其时渐薄，其人渐伪。圣人宜之，乃设五教，制五刑，各命官尸之。而契为司徒，专布五教，遂遗后世，使率人为善，而天下有教自此始也。及周公之世，复当三王之际，其时益薄，其人益伪，而天下益难治。圣人宜之，遂广其教法而备之，天下谓儒者之教自周公起焉。其后孔子述而载之《诗》《书》六经，而儒之教益振。周季，三代之政弊，善人恃术而费智，不善人假法而作伪，天下靡靡，役生伤性，而不知其自治。老子宜其时，更以三皇五帝道德之说以救其弊，而天下遂有老子之教也。两汉之际，视周末则愈薄愈伪，贤与愚役于智诈，纷然相半，万一虽习于老子之说，而不能甚通乎性命奥妙，推神明往来，救世积昧，指其死生之所以然，天下遂有佛之教也。扬子曰：「夫道非天然，应时而造，损益可知也」。是岂不然哉？夫自周秦汉魏，其薄且伪者日益滋甚，皆储积于后世之时，天其或资乃佛教以应其时，欲其相与而救世也。不然，何天人与其相感应久且盛之如是耶？韩子泥古不知变，而不悟佛教适时合用，乃患佛老加于儒，必欲如三代而无之，是亦其不思之甚也。夫三皇之时无教，五帝之时无儒，及其有教有儒也，而时世人事不复如古。假令当夏禹之时，有人或曰，古之治也，有化而无教，化则民化淳，吾欲如三皇之世，用化而不用教。当此，无教可乎？当周秦之时，亦有人曰，古之为治用教也简，今之为治用儒也烦，烦则民劳而茍且，吾欲如五帝之世，用教而不用儒。当是时，无儒可乎？然以其时而裁之，不可无教无儒必也矣。比之韩子之说，欲后世之时无佛无老何以异乎？韩子曰：「今其言曰，曷不为太古之无事？是亦责冬之裘者曰，曷不为葛之之易也；责饥之食者曰，曷不为饮之之易也」？韩子其亦知后世不可专用太古之道，而讥其言之者不知乎时之宜也，方益后世；而韩子欲无佛与老，何为乃自反不知其时之宜耶？岂有所党而然耳，将欲蔽而特不见乎？若夫四民之制，六家食用之费，吾《原教》论之详矣，今益以近事较之。周汉而来，治天下垂至于王道者，孰与唐之太宗？当贞观之间，佛与老氏，其教殊盛，其人殊繁，其食用殊广，而国之断狱，卒岁死刑者不过三十人。东至于海，南至岭外，皆外户不闭，行旅不赍粮。玄宗开元中天下治平，几若贞观之时，而佛老之作益盛。是岂无佛老之人耶？而唐天下富羡、攘窃杜绝若尔。吾谓民穷且盗，但在其时与政，非由佛老而致之也。然佛教茍可以去之，则唐之二宗以其势而去之久矣，乌得后世之人讻讻徒以空言而相訾也？或谓韩子善摈佛老，而功侔于禹。较其空言实效，无乃屈于禹乎？狂夫之言，何其不思也！其曰：「今其法曰，必弃而君臣，去而父子，禁其相生养之道，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也」。此乃韩子恶佛教人出家持戒，遂尤其词。夫出家修道岂如是之酷耶？夫出家者，出俗从真，臣得请于君父，肯命其子乃可，非叛去而逆弃也。持戒者唯欲其徒洁清其淫嗜之行，俗戒则容其正偶，非一切断人相生养之道也。然情之为累，淫累为谨。三教教人慎淫，窒欲无欲，而天下犹纷然溺于淫嗜，至于丧心陷身者也。韩子何必恐人男女之不偶，见人辟谷，遽忧其遂绝五谷之种，无乃过虑乎？夫清净谓其性之妙，湛寂谓至静，灭谓灭其情感之累，非取其顽寂死灭之谓也。夫出家持戒者，佛用其大观耳。圣人大观乎人间世，天地夫妇，常伦万端，皆以情爱所成，都一浮假如梦。贪斯著斯，苦斯乐斯，荣斯辱斯，徇斯弊斯，恩爱斯，烦恼斯，以至死不觉其为大假大梦，不知其为大患，而大宁至正之妙诚乎亡矣。出家者乃远尘绝俗，神专思一，固易觉而易修。视身无我，奚著？视心无意，奚贪？视有为之事不足固，何必徇？是故大宁矣，至正矣，胜德可得而圣道可成也。《语》曰：「子绝四：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」。《老子》曰：「吾所以有大患者，为吾有身；及吾无身，吾有何患」？是二何与佛出家法，其因似是，唯大圣人皆知而究之。使圣人只徇浮世，迷不知出，虚死生一世，与凡人者远乎？故孔子稍言之，盖微存于世书耳。其广说大明，研几极妙，行而效之，若待乎佛出世之教，宜为然尔，此盖可以宜数审也。今佛以其出家持戒，特欲警世之浮假大梦，揭人业障，而治其死生之大患也。而韩子反以此为患者，假其介胄其障者，而毅然排佛，谓佛诡扰我世治，此韩子以己不见而诬人之见，其情弊如此之甚也，佛尚何云？异书云：古有梦国，举其国人皆以梦而为觉。及其以真觉者谕之，而伪觉之人反皆诟曰：「尔何以梦而欺我耶」？彼觉者默然，无如之何。是颇与韩子属拒佛类也。韩子诗曰：「莫忧世事兼身事，须著人间比梦间」。是必因于大颠稍省，乃信有外形骸以理自胜者始尔。虽然，其前说已传，欲悔言何及也？又曰：「呜呼！其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后，不见黜于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。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，不见正于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」。此韩子疑耳无断。君子临事，即以理决之，何必赖古人？使韩子出入为将相，临国大事，尚曰此未可黜，未正于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，冘豫则其大事去矣，何用将相为？夫百行洁身禁非，不出乎斋戒也；群善致政，不出乎正心也。佛法大率教人斋戒正心，无恶不断，有善不宰。今世后世盖当有圣贤自以其道理辨，奚必其既死之文、武、周公正之黜之，乃为信耶？儒书之言性命者，而《中庸》最著。孔子于《中庸》特曰：「质诸鬼神而不疑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」。质诸鬼神而无疑，知天也；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，知人也。是必俟乎大知性命之圣人，乃辨其中庸幽奥而不惑也。然自孔子而来将百世矣，专以性命为教，唯佛者大盛于中国。孔子微意，其亦待佛以为證乎？不然，此百世复有何者圣人大盛性命之说，而过乎佛欤？斯明孔子正佛亦已效矣，韩子何必疑之？又曰：「斯何道？曰：斯吾所谓道也，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。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汤，汤以是传之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，孔子传之孟轲，轲之死不得其传焉」。按韩子此文乃谓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、孟轲九圣贤皆继世相见，以仁义而相传授也。若禹与汤，汤与文、武、周公，周公与孔子，孔子与孟子者，乌得相见而亲相传禀耶？哂韩子据何经传，辄若是云乎？孟子曰：「舜禹至乎汤五百有馀岁，汤之至乎文王五百有馀岁，由文王至乎孔子五百有馀岁，由孔子而来至今百有馀岁」。而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、孟轲，其年世相去赊邈既若此矣，而韩子不顾典籍，徒尊其所传，欲其说之胜强，而不悟其文之无实，得不谓谩乱之也？而韩子之言可尚信乎？《论语》谓尧将传天下于舜，乃告之曰：「咨尔舜，天下之历数在尔躬，允执厥中」。舜亦以命禹。而尧、舜、禹其传授如此，未闻止传仁义而已。至于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、孟轲之世，亦皆以中道皇极相募而相承也。《中庸》曰：「从容中道，圣人也」。《孟子》亦曰：「中道而立，能者从之，岂不然哉？如其不修诚，不中正，其人果仁义乎？如其诚且中正，果亡仁义耶」？韩子何其未知夫善有本而事有要也，规规滞迹，不究乎圣人之道奥耶？韩氏其说数端，大率推乎人伦天常与儒治世之法，而欲必破佛老二教。嗟夫！韩子徒守人伦之近事，而不见乎人生之远理，岂暗内而循外欤？夫君臣、父子、昆弟、夫妇者，资神而生。神有善恶之习，而与神皆变，善生人伦，恶生异类。斯人循法不循法，皆蔽一世，茫乎未始知其身世今所以然也。谓生必死，死而遂灭，乃恣欲快其一世，虽内自欺，亦莫知愧乎神明焉。及乎佛法，教人内省不灭，必以善法修心，要其生生不失于人伦，益修十善，盖取乎天伦，其人乃知其万世事之所以然。上下千馀载，中国无贤愚、无贵贱高下者，遂翕然以佛说自化，纵未全十善，而慎罪募福，信有冥报，则皆知其心不可欺。此属几满天下，今里巷处处所见者。纵然，佛犹于高城重垣辟其门而与人通其往来者，若于大暗之室揭其窗牖，而与人内外之明也。比以诗书而入善者，而以佛说入者益普益广也；比以礼义修身事、名当世者，而以善自内修入神者切亲也，益深益远也。较其不烦赏罚，居家自修，其要省国刑法而阴助政治，其效多矣，此不按而不觉耳。彼悟浮生，谓死生为梦为幻，而出家修洁，以其道德报父母为重，甘旨之勤为轻者，是亦生人万分而其一乃尔也。虽然，犹制其得减衣资以养于亲，非容其果弃父母也。夫佛之设法如此，其于世善之耶？恶之乎？其于人伦有开益耶？无济益欤？与儒之治道，其理教乎顺耶？韩子属盍深探而远详之？老子之教，虽其法渐奥，与佛不侔，若其教人无为无欲、恬淡谦和，盖出于三皇五帝之道也，乌可与杨墨概而排之？孔子以列圣大中之道断天下之正，为鲁《春秋》，其善者善之，恶者恶之，不必乎中国、夷狄也。《春秋》曰：「徐伐莒」。徐本中国者也，既不善则夷狄之。曰：「齐人、狄人盟于刑」。狄人本夷狄人也，既善则中国之。圣人尊中国而卑夷狄者，非在疆土与其人耳，在其所谓适理也。故曰：「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适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与比」。若佛之法，方之世善，可谓纯善、大善也，在乎中道，其可与乎？可拒乎？苟不以圣人中道而裁其善恶、正其取舍者，乃庸人爱恶之私，不法，何足道哉！

儒者率嘲侮释氏，而韩公尤甚，或欲火其书，或欲冠其颠。余谓灵师饮百盏醉花月，文畅北游边慕裘马，荤酒俗髡尔，宜为韩嘲侮。若大颠稍识理道，解外胶，则有不可得而嘲侮者矣。圭、杲二僧，僧中鸾凤也，吕紫微叹其可与共饮，而不得共饮为可痛惜。然紫微惟待圭、杲如此，使遇灵、畅，其嘲侮岂减于韩公哉！杲公与蔡中郎子应为方外友，往返书帖不呼官，或呼道友，或呼灵岩山下大脱空。百十年前尚有此事，其后士大夫益自尊大，缁流益自卑屈，不复然矣。

予官琅琊，有以《退之别传》相视者，予反复读之，知大颠盖非常僧也。及后复得孟简所答退之之书，则曰若大颠者果常僧耳。而《别传》乃以为孟简所纂，疑二者必有一伪焉。要之，答退之之书，其文俚，而《别传》则非深达先王之法言者莫能为也。退之《答孟简书》盖在袁州之后，其书尚深訾浮屠，岂易信人者其守易政之言果验耶？抑实未尝知《别传》所载，而为大颠所屈耶？虽然，《别传》之言，予意退之复生不能自解免，得不谓天下之至言哉！予尝患浮屠之盛而嘉退之力能诋之，疑柳子厚之徒又诋退之之学。及观退之所言，果如子厚不为过也。噫！浮屠之说流于今而愈盛者，岂其道诚不可改而天卒相之耶？吾所不能测也。庐陵欧阳修题。

问：《语》曰：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」。夫彼重则此轻，天下必然之势也。孟子之拒杨、墨，荀氏之诎孙、吴，与韩氏之辟佛、老，凡以此也。夷考其事，乃若有大可疑者。老子与孔子同时，庄子与孟子同时。老子之书推提仁义，绝灭礼乐，宜得罪于圣人者，而夫子从之问礼，至欲窃比老彭。孟子当战国之时，尊圣人之道，杨、墨之外，虽若神农之言、桓文之事，尚皆辨其非是，庄周诋訾孔氏，曾无一语及之。至若荀卿论诎孙、吴，而躬未免于谈兵；韩愈深辟佛、老，而与大颠弥明之徒游从，多所假借。西方之教，盖百家之晚出者，其清静类庄、老，其自了类杨、朱，其慈悲、明鬼、非乐、不丧，又甚夫墨者之言；一二三柏子之机，乃其极至语也，然实本于宋钘、惠施、公孙龙坚白异同之辨，宜儒者之所不予。王通祖述六经之学，断然以圣人许之，先正司马公作偈破禅，犹是说也。学者疑之久矣，必有能辨者焉。

余尝闻学佛者言，佛书入中国，经、律、论三藏合五千四十八卷，《般若经》独居六百卷。学者撮其要为《心经》一卷。为之注者，郑预最简而明。余读郑注，乃知佛书之要，尽于「空」一字而已。或问扬子：「人有齐死生，同贫富，等贵贱，何如」？扬子曰：「作此者，其有惧乎」？此经云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」，似与扬子同指。然则释老之道皆宜为忧患之用乎。世称韩文公不喜佛，常排之。余观其《与孟尚书书》，论大颠云：「能以理自胜，不为事物侵乱」。乃知文公于书无所不观，盖尝遍观佛书，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。不然，何以知不为事物侵乱，为学佛者所先耶？今之学佛者，自言得佛心，作佛事。然曾不免侵乱于事物，则其人果何如哉？西京僧官凡六员，曰录、曰首座、曰副首座、左右街各有一。缺则选僧之有行业者补之，又缺则以次上迁，逮左录而止。崇德僧绍鉴既为左首座矣，会足有微疾，乃叹曰：「吾弃家为僧，固求自安逸，今已病而犹自勤于僧职，岂吾本心哉」？即投牒自请解去。时左录新物故，其徒皆止之，以为宜待次补。鉴不听。既解去，明日，右录亦物故，补其处者乃位于鉴下之人也。其徒皆为之恨，鉴处之恬然。噫，鉴傥不知事物之空，能如是乎？郑经刻石于天宝末，今颇残缺。余贤鉴能不以所重易所轻，且欲劝之，俾全其所得，乃命吏好写一通以赠之。元丰五年十二月甲寅，涑水迂叟书。

学士大夫相见，多论理性，差近根本。即广知见，该涉玄妙，通天人之际，会同三教，为通儒。以之著述，欲垂名异世，颇顾践履，立节退听，修贤业，有至肤浅。要涉猎以资谈柄，尚口好胜，用伏同列，增长我见，皆非正因。虽贤于拍盲，不知信向，任自己单见浅闻而生毁訾，昧果迷因，堕入流俗者，然比之真实虚心洁己，刻苦退步，忘怀契證，脚蹋实地，透根尘，绝伎俩，与古为俦，如维摩大士、给孤长者之流，克證道果，超世出世。只如唐朝裴相国、陆亘大夫、陈操尚书、王敬常侍、于襄阳、李习之、郑愚、韦宙，莫不悉心体究，尽平生得受用我宗。尤洞明出没，穷深极奥，杨大年内翰、李驸马都尉便可与庞居士并驱。盖具大力量，在仕路不舍宰官，游方之外，提佛祖巴鼻，钳锤世人，操同事摄，向鸳鹭行中，出作方面，与大宗师为内外护，岂非夙昔承灵山记莂，发百劫千生炼磨愿行，而阐如是机缘耶？近世佛法虽浇漓，而衣冠贵胄深信者极夥，殊有古风，要是前三流中相半。傥有志乎此段，须攀上上大机，勿作中下体度，则超凡出尘，得大解脱为不难。唯是专一久长，逢境界恶缘，直截拨断，所谓「假使铁轮顶上旋，定慧圆明终不失」。

李渤拾遗出守九江，与拭眼归宗相值，一面投契。一日，蓦问：「教中道芥子纳须弥，岂有是理耶」？归宗云：「人传公为李万卷，是不」？对曰：「然」。宗云：「观公身不满三尺，万卷书甚处著」？李即领旨。此岂可与著相执情守见者论量哉！要是因指见月，忘筌罤、得鱼兔者根器，乃可以不守方便窠窟尔。直一举便知落处，然后颖脱到七通八达之地，显大受用矣。

韩文公问大颠：「愈公务事繁，佛法省要处，请师一言」。颠只据坐，公罔然。是时三平侍立，即抚禅床一下云：「侍郎，和尚道先以定动，后以智拔」。文公大喜曰：「禅师佛法峭峻，愈却于侍者处有个入处」。利根种性，一拨便转，看他师资互作方便，向不可名，不可言处发挥，非韩公俊快，安能领略？所谓挥斤者敏手，亦须受斤者有不动之质，然后二俱入妙。不然，则成一场漏逗尔。观此那假日日入室，朝朝咨参。是故昔人隔江招扇，渠便横趋而领。今恁么形纸墨，乃知而故犯也。

还示甚悉，然无固疑也。《传》曰：「祠神海上，遇大颠，其改刺袁州，又诣大颠，献衣二袭」。皆与《答孟简书》不同，盖退之与颠还往已熟，暨至海上，遂造其庐。其改刺袁州，则不复造其庐也，留衣服为别而已。又《传》所载，多摭退之所常语者，此某所谓好事者为之也。昔汲人发冢得古书，以为皆周、孔所著也，其后乃有伊尹自立及太甲杀伊尹之说，学者亦将从之乎？属头风，笔此不一。

十朋伏蒙宠示室铭、题跋并和诗，三复钦叹。诗词意俱工，但过情之誉，非所敢当耳。铭跋高深微妙，然有所未谕者，「不欺」二字，岂晚学无力量之人所敢拟议？以是名室，自知得罪，窃效古人坐右铭，聊以自警云耳。张丞相以合天人为不欺，深得《中庸》谨独、《论语》一贯之旨，其说非不广大，其为训戒也亦深且至矣。而高见以为未广。如是，则吾夫子所谓「惟天为大，吾谁欺，欺天乎」之语，亦未广耶？近世学者多流入于异端，反以吾圣人之道为小，又以天为小，而求其所谓大，于灵无荒唐清净寂灭不验无实之间。是之所谓大者，非欺而何？不谓贤者过之，而亦为是说也，大是饶舌。及「神游毗邪离城，稽首丈室」等语，虽出于戏翰弄墨，然先圣贤所不道、六经所不载，恐非先生长者为后学之训，未敢承教。金华子之学亦杂于佛老，至其《读和韩诗》有「想见大颠师，不应谈漝么」之句，识者伟之。圣道不明久矣，诸儒不能无罪。因高论雄文之及，辄敢布其狂言，十朋惶恐。右，谨具呈。左奉议郎、充集英殿修撰、权发遣饶州军州事王十朋劄子。

士比退之，许大颠之出世；僧如惠远，招灵运以论交。惟儒释之既同，亦道德之相契。顾兹妙理，宜有宿因。惟有先公，为时前辈，爰有方外之士，早从人间之游。冠佩永秘于名山，松槚近依于宝地。念师表常求于先友，须名德不愧于古人。彦老禅师学本无心，远传孔氏之道；才真可用，近闻登观之风。寺属老僧，当悉占于规戒。占辞有感，雪涕无从。果哀恳之获伸，庶冥福之可荐。

荥阳世家出帝高阳，春秋时在鲁、晋、楚者，皆其胄也。汉号玉田氏，其后繁昌，耽、裕、骛、哲、尼、固、休之、惠元、思义、为、峤、城，咸著节义，为时闻人。其在蜀者曰谟，自汉元嘉与龚荣诣巴郡太守，请分置垫江郡。曰群，佐昭烈，与赵云齐名。唐末曰安仁，起兵绵竹，辅王建，讨全忠。厥后子孙散居剑以东。国初，君进繇武信凤台派为合之巴川县小龙潭后觉里人，四世而至于曾祖明，字周臣，以阴德孝行闻于政和间，时人为著《阴德集》。武信有异人，号净眼师，阴德公将谒之。师先一日命左右曰：「巴川阳公将至矣」。已而公果来。师谓公佛地位中人，将传心印。阴德公辞曰：「纲常之大，如之何其废之」？妣梁氏，继仲氏。祖熙载，字应祥，登绍兴二十年天府书，乐善不倦，守道固穷，号后觉先生。妣康氏。父景春，字伯震，德行文章为时师表。捧乾道元年能书，以宁宗御极恩，官至从政，累赠宣义郎，号龙潭居士。妣普慈冯氏，懿行淑德见于礼侍度公志铭，赠孺人。淳熙丁未九月初七日戌时，实生公于后觉里巴字溪之上，名昌朝。甲午，以枋名贡于乡，字正父，小字宗骥。行鼐二师，事考亭高弟性善度公正、莲荡㬊公渊，尽得其传。登淳祐辛丑进士第，怀敕五年，俛调昌州酒正，摄广安学官、大宁理曹。升从政，调绍庆学官，摄郡通守，志恬退，隐居不仕。利路使者闻于朝，加通直郎，赐六品服，累封朝散大夫。咸淳丁卯十月十日癸亥辰时，考终命，年八十有一。门人因所居，字之曰字溪先生。公取武信张氏，唐相曲江公之裔，先卒，赠恭人。二子：长少箕，登景定壬戌进士第，今修职郎；季炎卯，登淳祐丁未进士第，今中奉大夫、巴川县开国男。又全庵之子炎巳为子，荫登仕郎。孙男四人，孙女四人，曾孙男女二人，玄孙一人。咸淳戊辰二月既望，葬于江陵府松滋县香炉峰堆玉坪寅山之原。公生有奇质歧嶷，知长幼尊卑，好弄笔墨简策。终日端庄巍坐，群儿戏诱，不顾也。龙潭居士口授以书，一再过即成诵。九岁毕九经，属文如成才。居士有诗曰：「诗书有味嚼逾美，编简无花开自香」。公和曰：「文章不数向、歆辈，姓字须教班、马香」。宿儒庞子渊试以《大旱汝作霖》诗，公赋曰：「岂但流王泽，应须沃朕心」。时人惊叹。成童博览群书，纲常名教之道，古今治乱之源，莫不洞贯。医药卜筮之书，天文地理之学，射御书数之文，咸精通焉。时乡贤性善度公正自建昌受业考亭以归，遂往承学。公慈孝出于天性，侍龙潭居士刻不忍去。夔部使者母丘公恪罗致居士为夔理曹，公年十八，实侍行。甫两舍，居士夜坐吟《挽故人》诗曰：「五十三年堕鬓魂，一朝埋玉骨方温」。公然釭秉笔，书未竟，居士忽坐逝。公于逆旅中治丧扶护。时伪禁严，《家礼》未见于世。公请于度公而行之，衰麻敛奠，一遵古制。先是龙潭公居官日，有劝以俸金买良田为诸子计者，因笑曰：「教子当以诗书，田宅非所以爱之也」。暨殁而家四壁立，无以为葬。公赞议贸所居室庐以奉丧事。自是陋巷箪瓢，人不堪其忧，躬植蔬果，以供慈闱甘旨。年三十，娶曲江张氏。冯太夫人以子舍食贫为怀，命出居营生。甫月馀，与张夫人私相谓曰：「忍以生事亏定省乎」？乃亟归侍，奉菽水，勤温凊，咸得欢心。爨烹沃盥，躬服其劳，有代己者勿许也。一时乡父老诏子弟孝养者，率称公为法焉。冯夫人疾笃，公露香祈天，减己算以益母寿，密刲股以进，太夫人绝而复苏，延七年然后终。公执礼过哀，有白蛛垂倚庐者七日，闾里聚观，咸称孝感。公尊祖奉先，孝敬纯一。居室陋，家庙务严洁。家虽贫，烝尝必备礼，每祭必思祖祢嗜而荐之。濯溉灌罍，必躬必亲。前期致斋至恪，及祀之日，涕泗呜咽不胜，望松楸悲恻感慨。晚岁私谓二子曰：「吾于考妣夙夜追忆。夫以大舜夔夔斋慄，多历年所，犹终身慕之，况庶人乎。吾未冠而孤，仅获事母数十年，虽粗得欢心。母殁十有馀年，始叨第，无亲可荣，只仿佛终身之慕而已。二亲时若见之，愈敬愈孝，不敢越足于天理之外。此心八十馀年，不曾向人道也」。公于兄弟极友恭，事伯同甫、昌泰如事父。同甫染疴，公尝药侍疾，衣不解带。暨终，以哀号过感心恙。何氏姊嫠居，数丧不举，公竭力营之。邓氏姊晚无依，公迎养，乱离必载与俱。姊性严急，寓荆州，卧病久，左右莫能承其颜者。公年六十一矣，泣下曰：「姊，吾所与同胞。性之宽严，吾善能顺之」。于是躬药饵，亲馈食，问所欲而敬进之，昼夜不解衣者累月。与弟季全父同居，怡怡如也，人无间言。避地夜郎，全父疾殆，公密祷曰：「弟幼得父母之欢心，长得伊洛之正传。今疾革矣，而犹未有后。某则既有子可承祭矣，生且无益于时，愿以此身为弟请命」。弟因感异梦，疾乃瘳。全父负四方志，考亭高弟之在东南者，皆得及门。后终于临汝，犹子炎已生甫数岁，孤孀无依。公命季子取以归，教养如己子，而以咸淳郊荫官之。从兄昌临丧亲致毁，寝疾，人不敢近。公独扶持，始终不懈。比敛含，皆于公之手焉。阳氏世以诗书传家，故俗党未尝轻去贫贱，凡生无以为养，死无以为葬，笄无以为行者，公咸经纪之。邻里乡党友助扶持，曲尽其道。友人李发明在缧绁中，而非其罪。公往他郡，为之求救。李丰其行橐，比返，仅縻扉屦，馀悉归之，李曰：「为人忠，交友信，正父是也」。蜀有敌难，避地夜郎山谷间。会敌犯泸叙，公与一家相失，独深入不毛，绝粮久之。同行有以不义得食进者，公坚却之，但汲清泉，茹黄精以充腹。惟《易本义》一编未尝去手。敌退而反，张夫人及子妇亦免于难，亲故罹祸者十八九。公谓张夫人曰：「吾家幸保全，天其或者全予以周众人之急乎」。于是悉所有以给困乏。嗣岁，张夫人卒，几无以为敛。乡人或有以饥渴为心害者，公叹曰：「是可不亟求正乎」。乃与弟全庵南午、侄存庵醇、友人宋君如山、罗君仲礼、朝宗、陈君晰之、黄君应发举蓝田吕氏《乡约》，推前进士黄君应凤为长，合同志行之，正齿位，劝德行，录善规过。又与李君发明讲明乡饮之礼，于以维持孝弟忠信之风，一乡化焉。公幼居丧，读《礼》暇，则取释老书阅之，辄洞其源委而叹其虚无也。免丧，为书深诋之，以谒性善，曰：「吾友伯震有子矣」。乃授以《太极》、《易通》、《伊洛语录》。公读之，自谓圣贤之传可以心会，尧、舜君民可以身致也。于是专意理学，其要以诚意正心为本，而于日用常行间实践之。会性善以君命召，公请曰：「先生东矣，吾将谁师」？性善曰：「笃志《四书》，以为纲领，而求其放心可矣」。且曰：「涪陵莲荡㬊渊亚夫游紫阳之门最久，盍往师焉」。遂与弟全庵、侄存庵束书造之。㬊门庭甚峻，惟难疑《四书》，至问《易》则正色斥绝。公固请不已，莲荡察其志之专，乃曰：「子于《易》有何所见」？因举所作《阴阳消长图》以进。㬊熟视久之，喜曰：「曩欲作此呈考亭，而未也。大抵一气不顿进，一形不顿亏。今子得之，始可与言《易》也矣」。乃以一正八悔、见乃谓象之旨、思无邪、毋不敬、惺惺法授之。公豁然有觉，故因雨后赋诗，有曰：「霹雳一声风卷去，谁家水馆夕阳天」。后㬊公殁，性善入侍经帷，祈归弗获。公乃万里往卒业，亲朋交书尼之，而志愈笃。《过庐山》诗曰：「饱谙风月归，庶几无虚还」。《谒元公祠》曰：「图由自得前无画，道未尝亡今有书」。既造性善函丈，质问不怠。居数月，性善语之曰：「子学问包括，只欠一以贯之」。因曰：「但收放心，令勿忘而常敬，自然随处透彻。昔东坡讥伊川拘，伊川曰：『吾日履安地』」。数日，公请曰：「自体认师言，真见得伊川所履，真如大官路快活气象，使人寝不寐，脚不住」。性善矍然曰：「子胸中透澈矣。当时曾子专用力于内，盖如此也」。毅斋徐公侨时在朝，公往请问，徐以所得考亭存心之要语之曰：「道心为主，人心听命，元只是一个心。人心不流于人欲，道心不流于虚无，便是察得精了，心与道一，一则不二，此便是中」。公欣然有得。鹤林吴公咏、平斋洪公咨夔、凤山李公性传、鹤山魏公了翁敬公为学，咸器重焉。度公寝疾，公与弟侄侍侧，讲问不绝口。暨殁，公与同门友为之敛含执丧。后朝廷赠典训词曰：「卧病于数千卷之间，性焉已尽；敛含于二三子之手，命也何言」。则一时师弟子讲学之懿，已蒙圣朝之知矣。于后，公忆师之词曰：「求之高远，则昭乎目前；索之浅近，则浩乎深渊。无臭无声，存日用间。引予于宽夷而弛其缚束，纵予于大壑而辞于沟渎。涵咏师言，惟日不足」。公归蜀，会湛溪李公孜将漕梓东，盖考亭高弟方子之弟也，遂往谒焉。李公语曰：「弘毅二字，不可偏主」。又曰：「士才有一毫希慕之心，便是欲」。公既闻道于师，隐居求志，不复以贫贱忧戚累于心。辟静室，镇日独坐，自验此心未应事物已前本体气象，因语学者曰：「吾心本然之天，明镜止水，即所谓未发之中也。物来能名，事至能应，即所谓发而皆中节之和也。释老之所谓明镜止水者，静而无动者也。吾儒则静亦定，动亦定，静而动者也。喜、怒、哀、乐、爱、恶、欲，须要见得此七件如何是正，如何是邪，觑得分晓，每事行教彻头彻尾，便是致知力行事业。学者先要见得大本，用十分功夫通贯，令为一心之主。大本既立，然后枝叶从此生出。明德是先理会大本，似镜子在这明了，看有甚来，便照破他，妍丑分明。今时人空只要随事做教好，而大本元不明。若大本明时，随事付去，便不劳力。心未定时难开眼，眼堪开处便存心。要识得《孟子》『大人不失赤子之心，操存舍亡』意思，《大学》『定而后能静』境象。存得心时眼界，一番别一番义理，一日明一日心思，不可太远。去得远了，少间收拾不来，压捺不住。虽应事接物，只是在这里，其对待不过寻丈间，自然事去了。心只在持守须定，立志须高，当使颓波砥柱，疾风劲草。天理，性之善也，以语人，孰不曰此所当循，而终玩岁愒日，莫之能由也；人欲，情之恶也，以语人孰不曰此所当去，而终胶固沉溺，莫之能违也。其患在于不能制。心意是出萌底志，是大概向去底。诚意是合下初萌时便诚，诚者物之终始。诚意到处便有物，不诚无物。须是致知格物，知得这物理，方会得诚。若知尚未致，只是冥行索途。诚之一字，平时虽是涵养体认得明，亦须临事之时，更加提醒，自然私意不生。克、伐、怨、欲，谓之四贼。克谓好胜，伐谓矜伐，怨不自责而怨人，欲是私欲。所谓不行者，此四者不是便无，却元在舍里，只是牢固关锁，不放出门。若关闭不牢，又走做事。夫子所以曰：『可以为难，只是掩遏，不使出来而已』。仁者则浑然天理，此四者不在其中矣。定而后能静，诚是吃紧。学者于此，如隔烟雾，如隔纱窗，所以闪烁不定，更如何会静。心既不静，万境变迁，七情驰逐，相鏖糜缠缚。有困而悔，悔而觉者，有乍觉而遄为所引去者，有终身懵昧，全然不醒者」。或谓大丈夫须要淫坊酒肆处处去得，公曰：「学者初得入学之门，便学随波逐流不得。且须恁地斩绝，待扑杀了四强贼，却洞开门户。向来沈晦见和靖，问子见南子，尹云：『不得不见』。沈曰：『先生敢见否』？曰：『不敢』。问何故，曰：『只为未到磨而不磷，涅而不淄处也』。愚佩斯言，以为学者当随分量渐进。如『闲邪存诚』，『成性存存』，虽成德之人，亦须要无时不谨也」。约友宋如山自以步月林下，心无一事，想象道体，恍然若游太虚，不胜其乐问者，公曰：「此是曾点莫春舞雩咏归气象。夫道体不可想象，要在实见得分明，则太虚便是自己心胸，何止恍然若游而已。林下步月，只好验夜气，但恐只见得静中静。须更识静中动，动中静，则昼游通衢，无非林下步月，亦无红衢紫陌之所存矣」。或问：「一日十二时中，无背理伤义之事」？公曰：「此言恐失之太快。曾子『吾日三省吾身』，须是自觉尚有不克尽处，深自省察。学者当于念虑一萌之初，剪断私意，只令向中正一脉里行，莫待到事上方觉，便是悔亡底意思」。乃作《求放心箴》曰：「人秉良心，万里包括。心有动静，该贯事物。方其静时，虚灵湛寂。公私界限，精明别白。应感而动，理欲萌檗。同行异情，遂判得失。以静制动，何事非得。动而忘静，为是物役。求则得之，罔间食息。放不知求，蔽固没溺。愚知圣狂，相去丝忽。危哉微哉，圣言不易。致知力行，兢兢朝夕」。尝曰：「愚平日只于人所不知、而己所独知之处用功。是则进，非则亟加刬剔，求以仰合前贤。有所不能，则朝夕汲皇而已。不睹不闻，是己所不睹不闻。独是人所不睹不闻，其极只是思无邪，无不敬，大庭广众与暗室屋漏无间，无过一个敬」。诲门人曰：「吾人如今只用心于内，求仲尼、颜子乐处，曾子忠恕一贯，使心中义理如日之中天，则六合之内，不遗微小，容光必照，无往而非日之所到也。愚之学只是见得一句明，便要行得一句到。才行不到，终日孜孜求其所以不到之因，而必要至之」。或问思无邪之难，公曰：「此不过念头初萌时著功夫，便似船开头乘水脉样。到是行处，十分要照顾两边，无令触碍。直待泊得安稳，方是得所止处」。或问：「欲字善恶相半耶，多恶少善耶」？公曰：「善亦未曾少。万事万物，皆有善恶存乎其间。天理人欲，同行异情，循天理处便是善，徇私欲处便是恶。可欲为善，欲善而民善。欲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欲无言，欲行王政，何者非欲，何欲非善？夫子言：『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』。凡所欲好处便是善矣。所以七情不可去一，只要在道心惟微一边也。道心纯是善，人心该善恶，如恻隐羞恶，是非辞逊，便是道心。四肢之于安佚，目之于色，耳之于声，鼻之于臭，口之于味，便是人心。大率人心自血气中来，道心自义理中来也」。语门人曰：「君子以一身应天下之万务，至中而止，由敬而入。中者天理之当然，敬则持守此心，流行乎一中焉尔。性中仁义礼智，发为孝弟忠信，百行万善，莫不皆有当然之则，所谓在中也。贤知过之，愚不肖不及焉。中，自在也。其运用酬酢，动容之间，尝难于得其中者，不知持敬而已。敬也者，庄肃谨恪，耳目手足，心思念虑，无一茍焉，思有以见夫所谓中。日由之行之，至之终之，及其涉历之久，应接之多，持守之固，自然物来能名，事至能应，毫釐丝忽，动与中会，而不容为言，亦可谓小成而已矣。夫道不离乎中，事不离乎中，中不离乎心，停停当当，浑然自然，心诚求之，虽不中不远矣」。「考程子论浩然之气一章，是见得《孟子》十分透彻，知其为坤学，故以直方大配之也」。「孟子道性善一句，压尽天下万世论性之说，无以复加。盖自太极而观，故有阴阳气理，不可偏倚。然理则自无所谓恶，而气则不无善恶之异。但太极所谓阴阳之气，亦皆是清明醇厚底。到得付诸人处，各自地子不同，便有善有恶，所以前贤谓之气禀之性焉，此又是孟子下一层。若孟子则直说继之者善底，未在成之者上说。所以万世无弊，理气虽同得于所禀，却于向上底数层别了。譬之传神，渐模渐差，不是当初真的。生之谓性，告子只于人物生处，便鹘崙说谓之性。所以孟子后面用犬牛人折之，其辞便穷了」。公祭莲荡㬊先生之文曰：「先生在宁考朝，毅然志道，万里寻师。阅三年而后闻《易》于考亭以归。十有馀年，至戊子而先生之学始传。又二十馀年，至淳祐庚戌，配食于北岩，而先生之学始显。甚矣！道之难闻而难行也。凡人未见圣，若不克见。既见圣，亦不克由圣。古之圣贤，其道不见信于当时，而终必行于后世者，穷达之势使之也，何患焉」！盖公以戊子岁师事㬊公，至庚戌长北岩堂，实㬊公配祀于伊川之日也。公之学有自来，故远近信从者众。公于是循循善诱，随其气之浅深而语之，故闻者皆欣然动悟，各有兴起。当途达官闻风而慕，争延置尊礼而考德问业焉。公曰：「愚意虽不在仕进，却与同志之士讲明义理，庶或晚辈乐向此边，则异时以扶植正道，开迪人心，吾亦不为素隐，无补于世也。此时正学渐晦，汲引晚进，尤为急务。宜于后辈中择其气质可与语道者，罗而致之，使食息言语步趋，皆有涵养。将来成就，出为世用，必有可人意者」。时有执经习时文者，公语之曰：「本经自不容不精究，但勿止求为科举之学耳。《周官》乃姬公治国平天下之法制，然皆自正心诚意中一理流出。须于圣经文辞义理，向上体认圣人之心，见得莫非天理流行。异时此身得君行道，举而推行，便是周公事业。若其不见用于世，则亦可施之于治家治身。家与国元只一理，只规模有大小」。「今人读书了，专用诸时文，身与经自为两途，到底有何济益？如《论》、《孟》都是说心法治法，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皆然。《诗》是心之吟咏，《书》是心之典则轨范，《春秋》是断案，《易》是包括总统心性之书，都只一理也。为学者大纲，是自修进学，会至理于心而著之于用。功名之念未去，则以馀力习文章，此亦游于艺之遗意。富贵在天，穷通有命，只看信得过与信不过尔」。「看将来如今世上，后辈明敏聪慧者甚不少，只是著意时文，涉猎圣贤纸上语，才讲得些子，便道已晓了，殊不肯潜心研究，所以退省其私，不曾行得。原其所以然，都是举世利名，相靡相尚，师友讲磨，父兄教诏，妻子期望，朋友里闾称誉赞叹，不出乎是。引得人飞扬驰逐，无一息停，如何肯信性分中至德要道，是乾父坤母分付来底？他既肯顺从父母之命，却要在天地间立身，只道父母宽慈，都不管共为子职底一分，不知将来作甚折合。此某日夜浩叹，汲汲自照己身，恐有人亦如此为吾浩叹也」。「考唐虞成周九德三物之教，却是上之人尊尚此以教人，故人人自幼至长，安其所习，德行修而人材盛。至夫子时则难矣，春秋方趋向功名，夫子专向道德。速肖七十，真可谓狂澜之屹然者，颜子独称为好学，此岂特七十二子之学哉？志学圣人而已。惟志学圣人，所以只在心性上理会，于人心惟危一边，全然斩绝了。择乎中庸，得一善，则拳拳服膺，亦不止于怒过二字。夫子举此以答哀公，亦必有意。以愚观之，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虽均为七情，而末后二字最为重浊，为人心之累。若欲变化气质，当先从事于此。当初颜子此处已轻，却在怒与过上作功夫。便似曾子三省夫克己，当从性大偏处克将去。人各有偏，须自点检。登徒子不好色而有淫行，便是气质偏处。后世只是文辞太胜，义理全无。董生能识之，而时不见用，所以功效不著。我朝硕儒辈出，亦是聚奎之气数。斯道之传，自濂溪而始，至文公而极。然其始也，可以扶植世治。其极也。又徒载之空言矣」。「吾人之学，只是为己，做得是勿便以为是，便须勇猛自克，加磋磨底功夫，做得十分好了，潜晦勿彰，亦不必著心挂口，却别去做一件。纵做得万件都好，且靠做一壁思量天地广大，不言所利，而生生无息，是如何到那时节？无一可说，便是夫子『予欲无言』处也，自不必言矣。凡人生世间，光景无多，而汩没利名，蔽固缠缚，自少至老，只在大黑暗中，啾啾杂杂，未尝见一点光明。所谓醉生梦死，究竟何为？纵有伊、傅、周、召爵位，而无伊、傅、周、召功业，瞑目之日，与草木俱腐，更有谁人称道邪？爵禄富贵既不关己，而方寸义理不明，大有可忧者在。此愚日夜兢惕惴惧，不以底事累其中者也」。尝又曰：「今之世望穹职尊，不以富贵自高，则怡气养体，孰肯笃志斯道。纵有意翻阅，亦不过资舌本，懿文华而已。去圣贤岂不邈乎径庭耶」？又曰：「今人做功业，终不及得天地生成万物底盛德大业。说做文章，终不做得太和春温，万物生意，百卉妍媚，中和气候，欣欣荣盛底气象。做到甚处，终不及。圣人之道与天地相似，况只是贪荣竞利的一边，教做他天地内零碎的，亦不能及也」。记夔州明伦堂曰：「帝王为治，学校其大务也。学校之设，明伦其大端也。欲明伦，先明德，讲学有其序也。天下之生久矣，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，人伦有五，天所序也。仁、义、礼、智，性之德有四，天所命也。天伦天德，圣王必建学校以明之，天人相因成也。帝俗熙熙，五教敷焉。王民皞皞，庠序建焉。不听其所以天，而尽其所以人，使明者益明而闇者复其所以明，讲学之功，可以一日无于天下哉？国朝学校遍天下，汉以来所未有也。其始盖欲使天下之人格物致知，由仁、义、礼、智之性以明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朋友之伦，修诸身，行诸家，而措诸天下之事业也。文胜利汩，士浸失其本真。学校之所进退，惟辞章工拙是校。而士之息焉游焉，相与讲明于是焉者，亦惟佔毕编缀，吐芳漱华，以猎富贵。至于人伦之本行而不著，是岂皆士焉者之过哉？上下之所讲究，一不由乎五常四德，则人心日危，道心日微，物诱乎前，荡耳目而动心志。七情失其所止，杂出而应之。理欲交战，正邪轇轕，得失判于呼吸毫釐，而径庭霄壤矣。此士之所以贵乎讲学也。伦即理也，散于百行万善，著于六经，明于学校，而根极于人心。君子明此心以贯万理，治万事，而为天地万物之主宰，皆不出乎是伦之外。讲学其可不是之先乎」？又曰：「今时圆冠方屦，极情致思于科举之学，而自己性分绝不加意，所以文物盛而人材稀，治道日衰，时事愈促。此时正宜讲明学术德行为先，刊剔人心之蠹，引之于圣贤径庭。于夫人动容出处，心思好尚，察其受病之处，痛下针砭，俾或有用。不然，春花秋月，娱情悦目，弄倒世界，正坐于此」。又曰：「世间聪明俊拔，非无颜、闵之德性，游、夏之文章，亦尝备历险阻艰难，造次颠沛。至于擢科筮仕，浸溺于名利物欲之场，道机变为趋时，以圆转为了事。矮窗残烬，生菹菜根，如隔几尘而讲故书，守故步者便为羲尊禹凿，道之不明不行，可知矣。读书之法，始入头在循行数墨，记念成诵，其终在精思潜玩，触类而长，务令见得诸先贤解说之外，无限好的意思。浩荡充周，而于日用常行，念念持守，步步踏实。自知俗之所同欲竞趋共是者，渐渐毫毛之轻，而吾一身稍稍到前贤地位。但只见得明，便勇猛著脚，更勿回顾，左觑右盼。世间傍蹊曲径，非我行坐歇泊处所。才目动心移，景象随变，恍然莫知所从，则进修之功，终不济事」。又曰：「三百篇诗，正变万殊，只性情二字。而风、赋、比、兴、雅、颂各随时随事，或可直陈，或当谲谏，皆流行一正理而已。无邪不只是作诗者思无邪，而诵诗者亦当思无邪方得。不然，诗是古人言志底，究何益哉？夫道与事不两离，动容之间，逐处便是。只有精粗显微之间，若能体认，必有以会万有于一原，合散殊而无间者焉」。语诸子曰：「性分义理，用功既深，觉得胸中浩荡，则当详悉讨经究史，观圣贤心法治法，规摹制度。所以防情立极，曲尽古今事物之变，与夫天文地理，风俗物产。其间推迁更改；淳漓厚薄，治乱兴亡之故，一一看过，使自心通晓，然后见得为国为邦，致理制治，自有时措之宜，如此方为有用之学。不然，只是谈经说史秀才，与打坐入定一般，有事到面前，便排遣不去。古人之道，不是观会通便了，须要行其典礼方得。不只系辞便了，须要断其吉凶方尽。夫子言居则曰『不吾知也』。如或知尔，则何以哉？学者须要自家了得人事分，一旦得君行道，须是使天地万物，四海九州，含灵动植，我有酬酢对付他，教各自顺道理的著数手段，方可谓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穷则独善，达则兼善。若犹未也，只是瞒人自欺，愧怍亦多矣」。又曰：「天地是一个大包裹，万物尽在其中，相争相摩，相誇相耀，而不自知特沧溟中一浮沤沙砾耳。此说正欲学者大著心怀，令与天地同其广大，则自见得世间万事万物，都不济事，心体虚灵，豁然大公，仁道流行，富贵利禄，纷竞驰逐，从此剪断，此知崇之学也。又须观会通以行典礼，春夏秋冬，生长敛藏，富贵贫贱，升沉利达，少壮衰老，饮食起居，凡人情之所不能免者，都一一接应酬酢，各得其宜。把前日高明广大道理牢守坚执，而终不为事物牵引，方是裁制得宜，便见得仁义准则与圣人相似的意思，方是有用之学。所谓妙万物者，亦初不离乎物者也。若都遗失了天下事，则学要做甚？此又礼卑之学也」。时门人有以官事废学为叹者，公曰：「抱关击柝，乘田委吏，无非是学，只要行得都合天理而已。吾人幼学壮行，既自科目中出身，所干何事？正当于日用常行，泛应曲当，件件物物，以当然之理酬酢，令无慊于心，即便是学。舍是不为，更于何处作功夫？若必待閒，则合下莫染吏俗，如颜、闵样方得」。又曰：「伊洛之学，只为朝廷崇尚，所以人人熟读，用作时文。退而观其所行，断无真履实践。要是人心元不好尚此学」。乃与受业者曰：「贤辈欲猎科第，则工时文可也。若欲求圣人之道，则当体颜子贫而乐，曾点咏而归胸中意思，方只是学」。语门人曰：「读书只是说一遍过，却有何益。如讲孝悌二字，须是我身分中日用常行，能事亲，能事长，方是体认得孝悌的意思。如讲忠信二字，必是我真个为人谋则尽忠于人，为国谋则尽忠于国，与人交则尽信于人，方是体认得忠信的意思。时事虽搅扰，不可以此止进学之心。只管理会自家功夫，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，正看人操守。昔文中子与门人讲道河汾，后来皆为明时辅佐，岂非多难之时，正是养成治世人才出来乎」？公尤喜《易》，嘉熙间，与弟全庵、侄存斋偕宗族朋旧避蜀难于符阳溪间，采薇茹蕨，拂石傍梅，随事观理，即象玩辞，患难厄穷而不改其乐。分教广安，郡人前进士杨君甲率同志问《先天图》义、象数之学。摄大宁理曹，赵侯汝廪辟凤山堂，请公日讲一卦，命子崇樵师事焉。侯于是相与讲明《易》书，答问往还，遂卦各有义疏。梓部使者循斋黄公应凤与公俱事性善，每以其同得于师者，相与抉象数之蕴而发挥之。约友东山宋公如山讲明爻象，今载《易编》。长涪北岩书院，李侯震午、刘侯叔子尊礼请问，乃作三陈九卦等义疏。时南畴赵公震揆之子子寅为郡民曹，因从公问业，就养于夔。李侯卓率子弟请问，公一本程、朱之学，疏为卦义，曰《易学正说》。于卧龙山阳丈室斗牖，讨论紫阳师弟子《易》学渊源及莲荡㬊公师传，手编集其奥义为一书，目曰《文公进学善言》。居渝州，厌嚣尘，乃于东山结茅临流，开卷自娱。尝曰：「道无终穷，惟愈玩愈明，愈求愈有。盖一爻一象，该天地万物之理。假使心思虽穷得至，却未曾遇得此事，亦轻易过了，又复废忘。一旦事来，又无以应之。所以学者只大概说《易》，而终不能用《易》也。圣人心与天地一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，皆是方寸间事，敛而为一，散而为万，随取随足，随应随当，目视耳听，手持足行，无非自然。学者须要十分用力推究，把持玩味，纵未到以一贯万，亦会有五六分。浸浸不已，岂不涣然怡然矣乎」？又曰：「《易》中天理，元只以一贯万。晓得一义，众义皆通。见得说不得，非是不可说，盖条理灿然，盈天地，贯古今，不容枚举缕数。圣人也只提起纲要，不容以尽言，此事只要力行而已」。又曰：「今时《易》学不下千馀家，皆能释字义，讲爻象，说道理。而迹其为人，则往往与《易》不相似。则其所言，未必真知《易》。惟伊川《易传》言人事最切，晦翁说《易》，于卦爻义最精，而二先生非茍言之，实允蹈之，后学于此折衷焉可也」。又曰：「玩《易》只须四圣人卦爻象辞，平易思量去，使纯乎天理之正，勿以后世人伪私欲参之，并勿引惹背意，方见得三百八十四爻，都是洁静精微，而吾之所以日用常行，都自有纯然天理一脉，平平坦坦，安稳快乐。行得彻头彻尾时，是甚次第，更说甚王侯卿相，与夫释老升仙入定，惊动天地。到此便是《剥》之硕果不食。伊川言剥于上则生于下，人生至此，上下与天地同流，岂曰小补之哉」。又曰：「《河》、《洛》两图是道之体用，只是要入身子体之为难。只如孝悌二字，一日十二时中，有多少未尽善处。须要行得似曾、闵，充而至尧、舜，方是极头」。又曰：「夫子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传》是多少分明显著。若说道理，断只用夫子为准，不过更与详明之而已。《易》元无出于圣人言语之外者，只在力行求至，行得一步，是自家底一步，行得一事，是自家底一事」。又曰：「《易》初未有物，当未画以前，只是浑然一理，在人则湛然一心，寂然不动。喜怒哀乐未发之中，忽然至虚至静中有个象，方发出许多象数吉凶道理来」。尝跋《启蒙》卷后曰：「《易》有象有数与理与气而已矣。著书立言，发钥是焉者也。理气妙于无迹，其体由象数而立。象数显而可见，其用该理气而神。精粗显微，岂有异致哉」？又曰：「《易》，圣人所以范围天地，曲成万物，穷理尽性至命，通昼夜，知生死，无一不本于《易》。只谓世人不能潜心体玩，反折于二氏」。又曰：「《易》与《春秋》相为体用，《易》便是《春秋》之体，《春秋》便是《易》之用。明得《春秋》，《易》在其中矣。夫子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传于千百世之下，不得已而作《春秋》，寓刑赏劝惩于一言之间，精微妙密，曲尽当时之人心天理，而警省万世之人心天理。无非阐造化，明王法，揭中正，杜邪枉，扶人极于天下后世。此圣人之大用，未易以管窥蠡测，言语尽而文辞释也。游、夏不能措一辞，非不能也。圣人言近而指远，简而博，浅而深，不容一毫有所增损，只当默识心会而已。所以伊川终不肯解释，略说数条，以开后学。文定不得已而释之，其间尽引伊川之言，其馀皆参帝王之法。文公尚云：『但不知当时夫子之意果如此否』？则此书当研精熟玩，而未容以言语尽也」。又尝曰：「岁晚衰颓，无复长进。日夕静坐，期欲万想不萌于心，而未能也。时玩所通之《易》，广而充之，义理无穷，愈精微而愈广大，至于莫可为言，私窃浩叹」。公年八十，曰：「吾老矣，掩门兀坐，于十二时中，观三百八十四爻，焜耀流转。就其间求乾健不息之理，而捉摸不能，徒窃浩叹圣人径庭不可到」。又曰：「吾详玩从前书，见得越难为言，越不吃紧工夫，而道愈精愈密。真见圣人立卓，殊不可及也已」。又曰：「某年来昼日潜心，终夜静坐，见得万物生生化化，皆是易道彰著发见，中有个自然体段，加一些子人为私意不得。才一毫差，便不是道。自家心自晓得如此，而著言不得，安能以笔舌既邪？有能同行止坐作，随便得一说，方见得乾坤妙用，日日时时在日用常行中流转。此是圣人观会通以行典礼之事，多少快活处」。公谓《易》固形而上之道，而实前民利用之书。吉凶悔吝，都切近日用常行。文公《本义》，只于占筮上说，大概不使人求《易》道于高远。因欲取诸家卦林而折衷之，览究甫及，旬日而考终夔州卧龙山。《读易书怀》曰：「万户千门镇日开，无边风月随人好。满城花柳断莺肠，芳菲易歇天难老」。又诗略曰：「春树红颜能几何，万里封侯成蹉跎。河南布衣正婆娑，却笑因风想玉珂。未肯岩前扪翠萝，商丘不唱采芝歌。独深于《易》如邹轲，紫阳真人声相和。莲荡归来扬其波，我傍梅花读遗书。不知纷纷坐久落花多」。《涪州北岩玩易有感》曰：「乐意相关莺对语，春风遍满天涯。生香不断树交花。个中皆实理，何处是浮华。收敛回来还夜气，一轮明月千家。看梅休用隔窗纱。清光辉皎洁，疏影自横斜」。观其词，则其胸中自得可知矣。公弱冠即辨异端之妄，乃辞而辟之，以上度性善。其略曰：「甚矣！人心之易惑而难晓也，世道之易颓而难挽也。夫老氏清净之说起于汉文，释氏寂灭之说始于汉明，非先天地而生，首帝王而出者。当时无卓识之人，以拔本塞源，遂使蔓延而不可止。迨至韩愈，始排斥之。然二氏之于中国，历数百年，入人也深。而欲禁之，譬如堤已坏，水已决，而遏其流。不亦难哉」。又与李涪州震午书曰：「老氏之说，信者尚鲜。而佛之说，则弥近理而逾乱真。趋者澜倒，不可拯救，反谓其说足以笼络天地，司掌造化。天下之道，不过小小智慧，终不足以尽其方。其光明照见十方而极其至也。光明洞照，亦不足以了其义。是致小根小器，陷溺其中，而竟不知所以立。佛乃生于周昭王时，犹未入于中华。至汉末始盛行，非先天地而有。其弃三纲五常，尚未暇论。而其说谓出入生死，愿欲必从，非一世事理所能。究竟何尝免得生死，遗得一世事理哉」？尝答大监宝谟文公复之书曰：「蒙教学生读释氏书。某向在忧中，详悉谛玩者二年。知其乐性中天地，遗眼前世界，一刀剪断，万想不著，是大丈夫方做得底事。但家世业儒，骨非禅客，只当守祖先之训，以求圣贤之心。玩羲《易》以会五经之旨趣，穷卦象以究万有之始终，馀二十年矣。见得天地间纷纶变化，不可名状，而其间实有为之主宰者。不动不静，不增不减，宇宙间来间往，形色自荣自枯，皇帝王伯不可得而留，天地鬼神不可得而诘，朝不食，夕不寐，陶陶遂遂，不知我之所以为我。想西方极乐，不是过也。未审所居之室，与王舍、双林何似？从游等辈，与花智、寒山何若？须臾有上上等难名之妙，非非想难到之境。然某谓自解即见性，闻解非真性，顿悟即正觉，闻悟非真觉。开眼合眼，都只一般。今生来生，了无二致。所得止此，三缄其口久矣」。时有请识兰若作兴者，公曰：「游定夫晚入禅学，文公每为不满。横渠从佛无所得，而入圣人之道，极为二程所敬。故某恪守先儒之言，非圣人之书不好也。自信殊坚，所谕文字，理不敢笔也」。夔祷旱，贻书李侯曰：「今人祷祈，从事佛老以徼福。夫释老所尚者，素修纸币之虚文也。天地之心，可以虚文格乎？况阴阳寒暑雨露霜雪，皆造化之气，释老安得操天地之权而握造化之机哉？且龙神是地示享血祭者，而以佛经纸币素修事之，亦犹鼓瑟于斋堂也。情与性与生俱生，释氏所谓寂灭为乐，盖自谓七情俱灭矣，更有何乐？是释氏终未能去得七情也。昔韩退之不信佛，未甚端的，只是说佛若是小人，焉得为祸福？若是君子，必不妄祸福。其地位只是如此，其自把持只恁地，却元不见得佛是如何。若濂溪辈，便不与大颠说话了，濂溪诗亦有讥退之处也」。